关键词：跨境电子商务；贸易成本；海关监管；搜寻成本；跨境物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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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概述

文章基于2012年跨境电商（CBEC）相关政策作为拟自然实验，通过测算双边非对称贸易成本，利用CBEC政策清单等多种方法识别处理组，研究了跨境电商对中国双边贸易成本的影响。研究表明：（1）跨境电商显著降低中国出口和进口贸易成本。（2）跨境电商更有利于降低中国与信息通信技术服务出口规模和强度以及百度搜寻指数更小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成本，表明CBEC显著降低了搜寻成本，且对出口中的企业搜寻成本降低效应大于对进口中的消费者搜寻成本的影响；跨境电商更有利于降低中国与物流绩效更弱国家的贸易成本，表明CBEC显著降低了跨境物流成本，且对出口中的跨境物流成本降低效应更大。（3）跨境电商的贸易成本降低效应在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更强，体现了跨境电商的“普惠贸易”特征。（4）跨境电商改善了贸易绩效，降低了出口产品价格，通过升级进口产品结构提高了进口产品价格，还促进了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文章为近年来实施的跨境电商支持政策提供了有力证据，并为今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提供了思路。

文章的边际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文章基于中国 CBEC 政策作为拟自然实验，借助多种方法识别处理组，运用 Tombe & Zhu(2019)和Tombe(2015)权威方法测算双边非对称贸易成本，采用双重差分方法，首次对跨境电商与中国双边非对称贸易成本的关系进行了经验检验；第二，基于跨境电商宏观整体数据展开分析，相对于基于单个企业的案例分析或基于特定跨境电商平台的局部分析更为全面；第三，从搜寻成本和已有文献完全没有涉及的跨境物流成本全新机制两个角度考察了跨境电商对整体贸易成本的作用机制，比较了跨境电商对出口和进口贸易成本的影响差异，并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角度剖析了跨境电商的异质性影响；第四，进一步分析了跨境电商降低贸易成本带来的结果，即对贸易能力、贸易价格及贸易质量升级带来的影响。

02

跨境电商政策和行业识别方法

（一）政策窗口设定

中国实质性的跨境电商政策肇始于2012年，因此文章在基准回归政策窗口设定中，选择2012年作为跨境电商政策实施开始年份，即将2012—2016年的政策实施虚拟变量设定为1，将2009—2011年设定为0。考虑到截至2014年8月绝大多数跨境电商交易活动已经纳入了海关监管统计口径，故文章稳健性部分选择2014年作为跨境电商政策完全生效年份，即2014年及之后年份政策实施虚拟变量设定为1，之前设定为0。

（二）跨境电商行业识别方法

文章主要采用《CBEC清单》（第一批和第二批）识别跨境电商行业，在基准回归部分主要采用《CBEC清单》列出的CBEC行业计算的双边跨境电商贸易占比识别处理组。其中，《CBEC清单》共涉及1240个HS8位产品，1021个HS6位产品。2012年版本的海关协同编码体系(HS)共有98个HS2位行业，《CBEC清单》涉及72个HS2位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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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说

互联网作为一种通用技术，应用在国际贸易领域，能够显著降低交易成本(Hortaçsu et al.,2009; Goldmanis et al.,2010; Lieber & Syverson,2012;施炳展，2016;孙浦阳等，2017)。文章根据Coase(1937)的交易成本理论，认为跨境电商作为新型贸易模式，大体可以从三个方面降低贸易成本。第一，基于互联网技术的跨境电商改变传统国际贸易方式，大幅降低贸易成本。首先，跨境电商的计算机属性、互联网属性和平台属性有利于大幅降低搜寻成本和信息成本。但是跨境电商降低搜寻成本在出口、进口贸易成本中很可能是存在差异的。出口层面的搜寻成本主要指企业搜寻海外市场，进口层面的搜寻成本主要指消费者搜寻海外商品。因此，跨境电商显著降低搜寻成本，主要减少出口贸易成本中的企业搜寻成本和进口贸易成本中的消费者搜寻成本。其次，除了搜寻成本和信息成本，跨境电商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降低贸易成本跨境电子商务参考文献，比如基于互联网的跨境电商提升了组织间协调能力，带来协调成本的大幅节约(Subramaniam & Shaw, 2002)。跨境电商还可能降低菜单成本(menu cost)。线上零售价格调整速度远远低于零售商价格调整速度，这可能反映了互联网销售渠道比传统销售渠道拥有更低的菜单成本(Brynjolfsson & Smith, 2000)。

第二，减少中间环节简化国际贸易。在传统的国际贸易中，买卖双方整个搜寻与匹配以及商讨价格和合同过程需要经历很多中间环节，涉及的成本较为高昂。CBEC颠覆了传统交易模式，压缩了中间环节，缩短了买卖双方的距离(Garicano & Kaplan, 2001)。缩减中间环节的一个典型表现是，跨境电商平台通过整合物流企业和提供一体化物流解决方案降低跨境物流成本。在出口层面和进口层面，跨境电商对跨境物流成本的影响理论上是存在明显差异的。在出口层面，参与主体是企业，因此降低跨境物流成本是显而易见的。在进口层面，参与主体是消费者，因此降低跨境物流成本的作用则没那么明显。第三，改善贸易业务流程提高贸易便利程度。CBEC对现有贸易流程产生巨大影响，更加有利于达成交易。贸易流程的改善体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现有流程的优化和简化(Garicano & Kaplan, 2001)，比如原先基于电话和传真的交易形式改为自动化交易；二是整体贸易流程的重构(Kaplan & Sawhney, 2000)，比如基于互联网重新设计贸易流程。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两个研究假说：研究假说1：跨境电商显著降低贸易成本。研究假说2：跨境电商显著降低搜寻成本和跨境物流成本。

在出口贸易成本中，跨境电商主要降低企业搜寻成本和跨境物流成本；在进口贸易成本中，跨境电商主要降低消费者搜寻成本，对跨境物流成本的影响则较小。由于数据可得性，通过观察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变化可推断跨境电商对固定贸易成本和可变贸易成本的影响。跨境电商的本质特征体现在普惠贸易(来有为和王开前，2014)。可以从两个维度理解普惠贸易：一个维度是国际视角，更多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能够参与到国际贸易，并从国际贸易中获利；一个维度是国内视角，即更多主体比如中小微企业能够参与到国际贸易中去。第一个维度，预期观测到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成本降低程度高于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成本降低程度或前者比后者更显著；第二个维度，预期观测到跨境电商促进了更多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技术，削弱了市场进入的固定成本(Fan et al.,2018)。跨境电商平台允许更多中小企业无需支付高昂的贸易成本就可以进入进出口市场，是一种“普惠贸易”方式。跨境电商能够降低固定贸易成本(Lendle et al.,2013),降低国际贸易门槛，提高企业进入进出口市场的概率，并提高企业持续贸易能力。由于跨境电商仍然需要承担关税成本、保险成本和运输费用，其对可变贸易成本的影响可能是不确定的。

此外，跨境电商也存在降低可变贸易成本的途径，比如跨境电商将国际贸易流程数字化，通过在线交易降低信息不对称，进而降低可变贸易成本，比如单笔交易的沟通成本、履约成本。据此，文章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说：研究假说3：相比于跨境电商对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贸易成本的影响，跨境电商对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贸易成本的影响更大或更显著，体现了跨境电商国际视角的普惠贸易特征；跨境电商能够降低固定贸易成本，因而有利于提高贸易进入能力和持续贸易能力，体现了跨境电商国内视角的普惠贸易特征；跨境电商可能降低可变贸易成本，因而有利于提高进出口集约边际。文章所计算的贸易成本为相对贸易成本，即国际贸易成本相对于国内贸易成本的相对值。当跨境电商降低贸易成本后，企业可能会降低定价，进而降低贸易价格。得益于相关成本下降和中间环节缩短，CBEC贸易价格仍然可能更低，因而做出如下假设以待进一步验证。

研究假说4：跨境电商降低贸易成本，因而可能带来贸易价格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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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设定

（一）经验分析框架

为从经验上检验跨境电商对双边进出口贸易成本的影响，文章构建如下广义双重差分(GDID)框架：

其中，i表示中国贸易伙伴，t表示年份。是中国双边出口或进口贸易成本，采用Tombe & Zhu(2019)和Tombe(2015)权威方法计算得到，具体公式详见后续内容。为跨境电商政策出台时间虚拟变量，2012年及之后年份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是国家处理组识别变量，具体定义见下文。X是控制变量向量，包括贸易伙伴进口关税、中国进口关税、贸易伙伴互联网使用情况、贸易伙伴固定电话使用情况、贸易伙伴人均GDP、贸易伙伴人口规模、贸易伙伴开放程度、区域贸易协定。方程(1)纳入了国家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是随机扰动项。方程(1)中的系数是文章关注的核心参数，其含义为，与中国在跨境电商行业贸易活跃的国家相对于不活跃的国家(一重差分)在跨境电商政策出台后相对于之前(二重差分)相关政策对贸易成本的影响方向与程度。文章在贸易伙伴层面对标准差进行聚类。

（二）变量与数据

文章选取2009—2016年的数据，以更好地考察政策前后贸易成本的变化情况以及跨境电商政策对贸易成本的影响。核心被解释变量——中国双边出口贸易成本(ExpTC)和进口贸易成本(ImpTC)。参考Tombe & Zhu(2019)和Tombe(2015)的方法计算双边非对称贸易成本。双边非对称贸易成本的推导如下所示：

其中，是国家n对国家i的产品的支出份额。各国国内贸易量，等于该国GDP减去总出口。中国和贸易伙伴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双边贸易数据来自WDI。文章采用如下方法计算非对称贸易成本。拓展引力模型如下：

其中，S表示国家竞争力（比如生产率、要素价格等）。只要S是国家特定的，就可以估计上式。假设贸易成本部分取决于共同的双边成分，比如地理距离、共同的边界、共同的语言。借鉴Waugh(2010)，为了估计出口贸易成本，估计如下方程：

其中，是可观测的双边成分，和分别是进口国固定效应和出口国固定效应。进口国固定效应识别了，出口国固定效应捕捉了以及国家特定的出口成本。将两个合并起来得到出口成本指标：。结合上述贸易成本公式，得到国家n从国家i进口的贸易成本(或国家i对国家n的出口贸易成本):

被解释变量还包括进出口企业数目变量(NF)、出口企业数目变量(NXF)、进口企业数目变量(NMF)、出口决策变量(XDum)、进口决策变量(MDum)、持续出口能力(ContX)、持续进口能力(ContM)、出口值(Export)、进口值(Import)、出口价格(ExpP)、进口价格(ImpP)。

核心解释变量——跨境电商政策实施时间虚拟变量与国家处理组识别变量交叉项(Post×Treat)。Post为跨境电商政策实施时间虚拟变量，Treat为与中国跨境电商交易活跃的贸易伙伴识别变量。

05

经验结果分析

（一）基准结果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报告在表1。根据表1，双重差分交叉项的系数符号都为负，并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跨境电商政策显著降低了出口贸易成本和进口贸易成本。列(2)和列(4)交叉项系数分别为-0.254和-0.219，表明与中国在跨境电商行业贸易活跃的国家相对于不活跃的国家或没有跨境电商贸易的国家跨境电子商务参考文献，在跨境电商政策实施后，中国出口贸易成本和进口贸易成本分别平均下降0.254%和0.219%。

（二）DID有效性分析

1、平行趋势检验

借鉴Tanaka(2015)事件分析框架，检验事件发生前后跨境电商政策对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影响差异性。将样本第一年(2009年)作为基准年，得到图1所示结果。可以发现，跨境电商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控制组基本满足平行趋势假定。

2、使用2011年跨境电商行业贸易额识别处理组结果报告在表2列(1)和列(2)。结果显示，在1%水平，跨境电商对出口贸易成本和进口贸易成本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3、使用顺友物流跨境电商B2C识别处理组根据深圳市顺友物流有限公司（顺友物流）提供的跨境电商B2C零售订单数数据确定与中国双边跨境电商贸易关系最为紧密的50个国家（2016年订单数在10万以上的国家）作为处理组。结果报告在表2列(3)和列(4)。可以发现，结果是高度稳健的。4.使用阿里巴巴国际站跨境电商B2B识别处理组采用阿里巴巴国际站2015年对各国线上成交总额(gross merchandise volume,GMV)数据识别处理组。回归结果报告在表2列(5)和列(6)，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5.使用eBay在线交易产品类别识别处理组使用Lendle et al.(2016)列举的eBay网站跨境电商交易产品类别识别跨境电商行业，并依据中国海关数据库2011年的数据计算对各国跨境电商贸易占比识别处理组。另外，文章还合并使用eBay网站跨境电商交易产品类别和《CBEC清单》，以更好地反映中国的实际情况。结果依旧是稳健的，限于篇幅文章未报告。6.安慰剂检验：事件前样本文章借鉴Topalova(2010)和Liu & Qiu(2016)的研究思想，使用政策发生前即2009—2011年的样本进行安慰剂检验。结果显示交叉项系数不显著，因此间接佐证了文章的基本结论。限于篇幅，文章未报告此结果。

（三）稳健性分析1.更改处理组识别方法使用2010年、2009年以及2009—2011年中国与各个贸易伙伴跨境电商行业贸易占比识别处理组作为稳健性检验。2.考虑海关监管改革使用2014年作为政策窗口进行稳健性检验。3.更改替代弹性将替代弹性分别设定为5和10，以检验基准结果的稳健性。4.删除HS6发生改变的类别删除发生改变的HS编码进行稳健性检验。5.政策随机性讨论跨境电商政策的出台可能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是电子商务平台和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文章在模型中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应该吸收了中国每年互联网发展程度的影响，同时文章还控制了贸易伙伴的互联网水平。针对由于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导致的政府关注和政策出台这一问题，文章通过控制政策出台前即2009—2011年中国双边跨境电商增长率与政策时间变量Post的交叉项，尝试予以解决。6.考虑极端值的影响对主要变量进行缩尾处理，以检验基准结果的稳健性。

以上结果均是稳健的，限于篇幅文章未报告。

（四）异质性分析：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

文章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2012年HDI值划分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将HDI值高于8.0的认定为发达经济体，其余经济体认定为发展中经济体，最后文章共得到47个发达经济体。划分不同经济体的回归结果见表3。表3显示，跨境电商对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以及对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贸易成本的影响都显著为负。文章使用似无相关模型方法(SUEST)检验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分组回归中核心解释变量Post×lnCTR11的系数差异性，结果显示：列(1)和列(3)的卡方统计量取值为141.650，对应的P值为0.000；列(2)和列(4)的卡方统计量取值为24.220，对应的P值为0.000。这说明无论是出口贸易成本，还是进口贸易成本，跨境电商更有利于降低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成本，即跨境电商对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贸易成本的影响更大。这证实了跨境电商的普惠贸易特征。

06作用机制分析：搜寻成本

和跨境物流成本

文章使用两个指标衡量搜寻成本，一个是各国信息通信技术(ICT)服务出口规模和各国ICT服务出口强度（ICT服务出口占服务总出口的比重）。ICT服务出口规模和出口强度越大，表示信息获取能力越强，搜寻成本越低，相关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DI。另一个是参考施炳展和金祥义(2019)所使用的百度搜寻指数。百度搜寻指数反映了中国对各个贸易伙伴的注意力配置程度和信息获取能力(施炳展和金祥义，2019)，越高表示搜寻成本越低。为避免内生性，文章使用2011年对各个贸易伙伴的百度搜寻指数进行回归，数据来自百度搜索官方网站，经手动获取整理得到。文章预期，中国与ICT服务出口较低国家之间的搜寻成本更高，因此跨境电商对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成本降低效应更强；贸易伙伴的百度搜寻指数越低，表示对这个国家的信息获取能力越弱，那么跨境电商对中国与这个国家贸易成本的降低效应就越强。实际实践过程中，将双重差分项分别与贸易伙伴ICT服务出口相关变量、百度搜寻指数变量进行交叉，通过三重交叉项的符号和显著性判断跨境电商对搜寻成本的影响。文章使用贸易伙伴物流绩效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交叉项检验跨境电商是否降低跨境物流成本，其中物流绩效指数(LPI)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具体而言，贸易伙伴的物流绩效越弱，跨境电商对中国对该国的出口贸易成本的降低效应就越明显。文章通过比较出口贸易成本和进口贸易成本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搜寻成本和物流绩效与核心解释变量交叉项系数的大小，来检验跨境电商在减少出口中的企业搜寻成本和进口中的消费者搜寻成本大小，以及比较在减少出口中的跨境物流成本和进口中的跨境物流成本的大小。由于相比较的两个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不同，因此使用SUEST方法进行检验。表4报告了相关结果。列(1)和列(2)双重交叉项与ICT服务出口相关变量三重交叉项的系数符号为正并且高度显著，表示跨境电商政策对中国与ICT服务出口较弱的贸易伙伴之间的出口贸易成本的降低作用更大。列(3)双重交叉项与百度搜寻指数三重交叉项的系数符号显著为正，表示跨境电商政策对百度搜寻指数更小的国家出口贸易成本的降低作用更大。结果与预期一致，揭示了跨境电商对企业搜寻成本的降低作用。列(5)-(7)显示，跨境电商政策通过减少消费者搜寻成本降低进口贸易成本。事实上，在进口过程中，消费者可以利用跨境电商平台搜寻国外产品，国外企业也可以通过中国境内的跨境电商平台更容易的将产品卖至中国，这都会降低进口贸易成本。

通过比较列(3)和列(7)中Post×lnCTR11×ln搜寻成本变量的系数差异性，文章发现跨境电商对企业搜寻成本的降低作用显著大于对消费者搜寻成本的降低作用。列(4)和列(8)显示，Post×lnCTR11×lnLPI10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跨境电商对物流绩效越低的贸易伙伴的贸易成本降低越大，说明跨境电商有利于降低跨境物流成本。通过比较列(4)和列(8)Post×lnCTR11×lnLPI10变量的系数差异性，文章发现跨境电商对出口中的跨境物流成本降低作用更大，对进口中的跨境物流成本降低作用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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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成本降低的结果分析

（一）贸易进入能力、持续贸易能力和贸易集约边际

借鉴施炳展(2016)的研究思路，文章分别从宏观层面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进出口企业数目、出口企业数目和进口企业数目，以及微观层面贸易决策变量两个层面度量贸易进入能力。贸易决策变量：指是否从事贸易活动，包括出口决策变量和进口决策变量。这里的研究单元为贸易伙伴—HS6位行业。出口决策变量：如果当期中国对国家-行业研究单元的出口值为正，则记为1，否则记为0。进口决策变量定义与出口决策变量类似，只是将出口值改为进口值。因此，贸易决策变量反映了是否从事贸易活动，衡量贸易进入能力。持续贸易能力：指是否能够持续进行贸易活动，表示持续进行贸易的能力，包括持续出口能力和持续进口能力。持续出口能力：如果当期中国对国家-行业研究单元的出口值为正，下一期出口值也为正，则当期记为1，否则当期记为0。持续进口能力：如果当期中国从国家-行业研究单元的进口值为正，下一期进口值也为正，则当期记为1，否则当期记为0。宏观层面跨境电商对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进出口企业数目的影响结果报告在表5。企业数目数据来自中国海关2009—2016年的数据。表5列(1)-(3)被解释变量分别为进出口企业数目、出口企业数目和进口企业数目。结果显示，跨境电商显著增加了中国贸易企业数目、出口企业数目以及进口企业数目。

微观层面贸易决策变量和微观层面持续贸易能力回归结果报告在表6。其中列(1)-(2)被解释变量为贸易进入决策，列(3)-(4)被解释变量为持续贸易能力。由于贸易决策变量和持续贸易能力变量为虚拟变量，文章采用Probit进行估计，得到边际效应。结果显示，跨境电商显著提高出口进入能力和进口进入能力，并能显著提高持续出口能力和持续进口能力。

文章的贸易集约边际包括出口集约边际和进口集约边际，分别定义为中国在贸易伙伴-年份层面HS6产品平均出口值和进口值。结果报告在表6列(5)和列(6)。结果显示，跨境电商对出口集约边际和进口集约边际的影响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且对进口集约边际的影响更大。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出口集约边际已经达到较高水平，跨境电商发挥作用的空间受到限制。对于进口而言，由于中国进口水平还较落后于出口水平，很多产品种类还难以进口，因此跨境电商对进口集约边际表现出较大影响。

（二）是否降低了贸易价格

表7列(1)显示，跨境电商显著降低了出口价格，中国对处理组相对于对控制组的出口价格低0.270%。这一结果较为自然，贸易成本降低，企业应当会降低定价，这提高了出口比较优势。列(2)显示，跨境电商显著提高了进口产品价格。这一结果与直觉存在差异。文章尝试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一是进口结构的变化，这可能与文章使用的是HS6位产品层面的价格有关。跨境电商对进口价格的正向影响可能反映了一个结构问题，通过跨境电商进口的大多是高质量产品，支付的价格也更高。按照进口产品的进口价格进行分组，列(3)和列(4)揭示，当进口对数价格不高于2.5（或价格不高于大约11美元或72元人民币）时，跨境电商对进口产品的价格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当进口对数价格高于2.5时，跨境电商对进口产品的价格则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可能表明跨境电商主要降低了低价格产品的价格，但提高了高价格产品的进口，进而提高跨境电商平均进口价格。二是进口质量的变化，文章发现跨境电商不仅提高了出口产品质量，也提高了进口产品质量。下文进一步检验跨境电商对进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三）是否升级了贸易质量文章根据Khandelwal et al.(2013)拓展的需求残差法计算进出口产品质量。其中进出口需求替代弹性数据来自Broda & Weinstein(2006)估计的中国1994—2003年HS3位行业层面的估计结果。表7列(5)和列(6)结果显示，无论出口产品质量还是进口产品质量，在跨境电商政策出台后都得到了显著提升。以上结果表明，跨境电商通过升级进口产品结构和提高进口产品质量从而提高了平均进口产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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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

文章基于2012年中国密集出台的一系列跨境电商相关政策作为拟自然实验，采用Tombe & Zhu(2019)和Tombe(2015)框架测算出双边非对称贸易成本，利用《CBEC清单》、顺友物流跨境电商B2C数据、阿里巴巴国际站跨境电商B2B数据、eBay在线交易产品种类等五种方法识别处理组，研究了跨境电商对中国双边非对称贸易成本的影响。研究显示，跨境电商显著降低了中国出口和进口贸易成本。作用机制分析发现，跨境电商显著降低了搜寻成本和跨境物流成本，且主要降低出口贸易成本中的企业搜寻成本和跨境物流成本，主要降低进口贸易成本中的消费者搜寻成本，对进口贸易成本中的跨境物流成本的影响则较小。异质性分析发现，跨境电商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成本降低作用更大，体现了跨境电商国际视角的普惠贸易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跨境电商显著增加了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企业数目，不仅提高了贸易进入能力和持续贸易能力，而且提高了进出口集约边际。跨境电商还显著降低了出口产品价格。跨境电商提高了进口产品价格，原因是跨境电商政策提高了高价格和高质量产品的进口，驱动了进口结构升级。质量回归进一步验证了跨境电商有利于提高进出口产品质量，揭示了跨境电商对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推动作用。此外，文章使用平行趋势检验、多种方法识别处理组、安慰剂检验等验证基准结果的有效性，使用更改处理组识别方法、控制贸易伙伴进口关税、考虑海关监管改革、更改替代弹性、考虑极端值、考虑政策随机性等检验稳健性后，发现基本结论是高度稳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