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未来我国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同时强调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提升贸易质量，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增长点是关键。上海在国际贸易中心基本建成之后，如何再深化、再突破、再升级，就必须加快创新步伐，全力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

当前，世界正进入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其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以数据为生产要素、数字服务为核心、数字交付为特征的数字贸易蓬勃兴起，广泛渗透到国际经贸各行业、各领域、各环节，通过数字化驱动贸易主体转型和贸易方式变革，相比传统贸易，时间周期更短、沟通效率更高、数据及时透明，附加值较高，对国际分工、交易方式及贸易体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近年来，中国数字贸易发展迅速，规模和增速均处于世界前列，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到数字贸易，并且连续8年强调跨境电商发展，有研究表明，中国出口产品的科技水平提高，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牌”，数字贸易起到了重要作用。据联合国贸发会统计，2019年全球服务贸易中一半以上已实现数字化，世界贸易组织更是预测，到2030年，数字技术将促进全球贸易量每年增长1.8-2个百分点，全球服务贸易占比将由2016年的21%提高到25%，以数字贸易为核心的全球贸易竞争格局正在重塑。统计显示，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的比重已由2011年的48%增长至2020年的63.6%；2021年，我国数字服务贸易额为2.33万亿元，同比增长14.4%。中国数字贸易额由2015年的2000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2947.6亿美元，近十年规模基本翻番，同期数字贸易占服务贸易的比重也从30.6%增长至44.5%。作为数字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境电商发展迅速，2021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达到1.92万亿元，同比增长18.6%，今年上半年的表现更为突出，进出口同比增长28.6%，是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速的近3倍。

数字贸易潜力巨大，一方面，通过5G、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和数字服务带来各领域的创新，加快相关领域的数字化进程，推动贸易效率的提升、贸易流程的优化、贸易成本的降低，并催生了大量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提供更多的高品质服务和产品融入全球供应链，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另一方面，数字贸易通过数据流动强化各产业间知识和技术要素共享，促使制造业、服务业紧密融合，带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全球创新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加速整合优化，提升资源配置和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2021年12月，包括中美在内、占全球服贸总额90%的67个国家，在WTO的协调之下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这是WTO自2015年之后，第一次就新的全球规则达成一致，这份协定使得包括数字贸易在内的全球服务贸易，每年将减少1500亿美元成本。数字贸易运行规则与管理问题，开始纳入全球经贸关系治理的总体框架之中。

以数字技术驱动的跨境电商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有效融合的重要载体，是我国发展速度最快、潜力最大、带动作用最强的数字贸易组成部分。在新发展格局下，跨境电商在全球进出口贸易、链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促进全球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了当下发展速度最快、潜力最大、带动作用最强的外贸新业态。特别是面对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的复杂环境，跨境电商显示出巨大的市场活力和增长韧性。数据显示，2017年以来，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增长近10倍，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电商零售出口的经济体，也是全球电子商务零售额（B2C）的最大经济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届进博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所指出，中国将推动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培育外贸新动能。因而，抓住了跨境电商，就是抓住了先机，赢得了主动。

上海早在2013年于上海自贸试验区内设立了官方的跨境电商平台“跨境通”，成为全国首个跨境电商平台，仅一年时间就已有2000多家中小电商申请入驻；2015年，首个“跨境电子商务示范园区”挂牌，上海浦东机场实施出口跨境电商审批放行全程电子化，对符合条件的报关单自动触发放行，实现跨境电商物流全年无休运作；2018年公布了《促进本市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形成了对跨境电商的全方位、一站式服务生态，“搭建链接全球的公共服务平台”成为了入选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成就展的案例。在上海“十四五”国际贸易中心规划中，首次纳入新型国际贸易创新发展行动，出台了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实施意见，跨境电商产业生态更趋完善。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深化国家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认定示范园区16家，引进和培育了一批跨境电商头部平台企业、物流企业和金融服务企业。今年上半年，全市跨境电商进出口779.7亿元，增长41.7%。

值得一提的是，跨境电商大幅降低了国际贸易的专业化门槛，使得原有大企业主导全球贸易的格局发生深刻调整，一大批原本“不会做、做不起、不能做”的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异军突起且保持快速增长，民营企业在跨境电商主体中占比高达97.5%。截至2022年一季度，在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备案的企业已超4.6万家，成为外贸创新发展的一股新势力。

在不断发展状大的同时，跨境电商也面临一些挑战：

一是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加剧。目前，许多国家为了促进自身跨境贸易发展，纷纷出台措施促进数字贸易发展并设置相应的数字贸易壁垒，从而导致国际跨境电商往来受到严格限制。如法国在2008年率先发布了《数字法国》战略，美国在2013年公布了《数字贸易法案》，随后制定了《数字贸易12条》，欧盟从2015年开始提出了《数字单一市场战略》《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迈向数字贸易战略》等战略法案，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战略规划也相继出台。随着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数字贸易在世界经济复苏中作用的不断加大，这一新领域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各国依据自身利益探索制定相关战略，也给未来的发展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例如，美国今年通过的《2022美国竞争法案》，其中一项规定涉及800美元的免税额，具体而言，为在不缴纳进口税的情况下将低价值货物运入美国设定更严格的条件，800美元以内的商品可能会按照一般贸易的税收标准纳税，针对性很强，将直接影响中国的跨境电子商务市场。

二是全球电子商务规则体系尚未形成。电子商务及其规则竞争成为各国博弈的新前沿，跨境结算、跨境交付、个人隐私保护、跨境数据流动、平台治理、跨境电商企业合规问题以及全球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主要议题。虽然WTO早在1998年发起了关于电子商务的多边讨论，但由于各成员方利益诉求和谈判立场差距过大等原因，制定全球电子商务规则始终未能列入WTO的谈判日程。今年的WTO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也仅仅同意将电子传输临时免征关税的做法延续到下一届部长级会议，在启动电子商务谈判问题上仍然裹足不前。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正在加快抢占新一轮全球经贸体系的话语权，通过双边、区域以及诸边协定推广其规则，且有相互对接趋势，有的国家以立法的形式企图将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边缘化，加紧构筑围堵中国的“全球数据同盟体系”。另外，越来越多的国家致力于电子商务领域规则的谈判和构建，如2018年东盟各国的《东盟电子商务协定》，2020年《新加坡—澳大利亚数字经济协定》（SADEA），值得引起关注。

三是海外仓需要向更新模式发展。在跨境电商领域，无论国内国外，无论是制造商、平台商还是其他参与者，都需要海外仓作为运营渠道。通过海外仓建设，可以大幅缩短配送时间，降低清关障碍和运输成本，实现全球物流体系布局，提升我国跨境电商发展水平。从近年来的发展趋势看，海外仓不再是简单的仓库概念，而是要成为集贸易代理、商品堆存、买卖交易、博览展示、餐饮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实体。在布局海外仓时，要注重形成具有特色、创新、灵活、专业的贸易综合体、平台、渠道。此外，目前世界各国的法律规定、市场需求都不尽相同的，例如，部分国家的法律规定，海外仓是在当地注册的实体企业，海外仓为当地消费者配送商品，属于买卖性质的商业行为，必须依法缴纳消费税、营业税或综合税等各类税收。鉴于海外仓的建设投资和运营成本巨大，因此，其模式、服务和功能都应按需而定，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当下，跨境电商正在蓬勃发展，我国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未来仍有潜力可挖。上海作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理应主动谋划，在推动规则制定方面先行先试，为我国更好融入全球、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发挥“试验田”作用。

为此，建议：

1、构建适应国际跨境电商发展的法律体系。上海自贸区特别是临港新片区要将加快试行国际高水平数字贸易规则当作一项崭新的任务，积极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为参与电子商务国际谈判、形成数字贸易中国方案积累经验。对照CPTPP和DEPA条款，结合电子商务的实际需求，以货物贸易数字化为核心，以服务贸易数字化为延伸，以数字基础设施互通和安全为保证，对产品版权、防盗软件、源代码开放、数据流通、信息保护、不正当竞争、保守商业秘密和数字化产品税收等行为设立详细而明确的规范要求。例如，DEPA 是首个引入电子发票规则的数字贸易协定，可对照其中规定，推动电子发票系统互联互通，提升电子发票系统的可互操作，强化对电子商务的制度安排，在内容广度和约束力度上向高标准协议靠拢，从而实现跨境电商系统的全面电子化、标准化。在临港新片区的试点基础上，可酌情进一步推广至其他区域。

此外，CPTPP、RCEP等也对包括争端解决机制在内的现有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带来新的变化，如更注重效率，且CPTPP争端解决机制非常重视合作与磋商方式，这与我国历来注重通过外交协调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的初衷不谋而合。我们要对标、对表这些协定的内容，吸收现有通行的国际仲裁规则，结合中国特色，围绕跨境电商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等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创新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进一步凸显磋商、斡旋、调解和调停的作用，更好提升“上海仲裁”的公信力，条件成熟时，整合长三角资源，打造基于上海的亚太仲裁中心，适当扩大现有仲裁机构的案件受理范围，同时，建立审理国际商事纠纷的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国际商事法庭，在近期召开的最高人民法院商事专家委员会会议上，我已专门提出此建议。

2、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合作。全球信任合作是跨境电商发展的基石，加强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正当其时。上海要努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积极探索、主动融入全球电子商务规则体系。以上海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为抓手，加强在跨境电商全流程各领域的国际合作，鼓励跨境电商企业尤其是平台企业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实现互联互通，促进外贸业态融合和贸易产业融合，不断扩大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积极参与制定跨境电商外汇管理、与电子商务相关的物流和运输服务等方面的国际制度和标准，引领数字贸易和跨境电商的发展方向。

例如，加强政策协调，依托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自贸区建设，争取在部分跨境电商比较发达的国家之间率先建立起统一、简便、分层征收的进口关税监管体系。开展与主要贸易伙伴电子认证服务机构的交流合作，试点区块链技术和数字货币在数字贸易结算中的应用，探索未来国际贸易支付的发展路径。鼓励跨境电商企业和行业组织总结实践经验，积极参加WTO、世界经济论坛、进博会等有影响力的多边平台组织的电子商务相关讨论，主动与世界分享我国在跨境电商的创新做法。今天的“上海跨境电商发展高峰论坛”就是一种很好的形式，让大家互相碰撞火花，促进跨境电商持续健康发展，买全球卖全球，共享数字贸易发展新机遇。

又如，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上海自贸区已经试点开展数据跨境流动安全评估，应基于此，进一步确立跨境数据流动管理的基本原则，处理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国内法施行与国际高标准贸易协定谈判的制度衔接，探索WTO规则框架下的跨境服务监管体系，为我国在全球开展互认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奠定基础，建立具有全球公信力的国际征信合作平台，进而推动我国的行业标准成为国际或区域性的标准。

3、创新海外仓发展模式。一是依托自贸区的政策优势，实现边境仓与海外仓共同发展。利用自贸区的地理优势，设立第三方保税仓储基地，即可作为出口产品的边境仓，便捷地发货到周边国家，还能作为进口产品的海外仓，大大降低产品破损率，方便实现本土退换货。许多无力自建海外仓的中小微跨境电商，可以选择租赁自贸区内的边境仓和海外仓。二是借助全球经销商的仓库，打造全球虚拟海外仓物流体系。出于风险考量，中小微企业应适当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充分利用消费国经销商、代理商的线下门店，通过跨境物流信息管理系统整合其库存，构成一个大型的虚拟海外仓，从而大幅降低仓储费用，加快配送速度。三是研发跨境物流信息系统，有效管控全球物流和资金安全。开发涵盖订单接入、头程运输、出口报关、结汇退税、境外仓储管理、尾程配送、售后服务等全过程在内的跨境物流信息管理系统，实现跟踪产品流转轨迹，详细统计汇总海外运费、仓储费、装卸费及本地配送费用。通过大数据分析，跟踪和改善跨境电商企业库存信息、订单履行状况、物流成本表现、货物物流状况，提高跨境物流服务质量。此外，整合资源，支持跨境电商、物流企业等共建共享海外仓，探索开放式的海外仓经营模式，即所有商家都可以付费参与，线上线下均可实现交易，线上模式通过样品陈列、电子支付、快递配送实现；线下模式则在商场、超市等实体店内体验后直接购买，其运营可由具有商超、展会、电子商务等经验的第三方团队运营。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通过创新包括海外仓在内的跨境电商模式，降低成本，扩大效率，营造良好生态。

踏上新征程，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在世界的舞台上更加成熟、更加充满活力，期待跨境电商不断进行新尝试，取得新突破！

（作者周汉民系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上海中华职教社主任、上海公共外交协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