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贸易发展历程看，新业态、新模式是推动国际贸易变革的重要先导力量。

10月15日下午，珠江国际贸易论坛分论坛“新发展格局下的外贸新业态新模式高峰论坛”在广州举行。商务部副部长任鸿斌表示，外贸新业态新模式“5+1”格局已经初步形成，新的外贸业态和模式仍在不断地产生和演进。

今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意见》，强调深化外贸领域“放管服”改革，推动外贸领域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拓展外贸发展空间。同时，《意见》围绕跨境电商、市场采购、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保税维修、离岸贸易、海外仓等6种新业态新模式提出支持举措。

任鸿斌透露，将从几个方面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包括组织各类新业态试点，开展系列专项行动，积极先行先试；加强外贸新业态行业组织建设，出台行业服务规范和自律公约，维护良好外贸秩序，加强专业人才培养；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参与新业态的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

“新发展格局下的外贸新业态新模式高峰论坛”在广州举行。何乐舒/摄

外贸新业态发展迅猛

任鸿斌介绍税改对跨境电商的影响，跨境电商规模5年增长近10倍，2020年我国跨境电商规模达到1.69万亿元；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规模六年增长近五倍；海外仓数量现已超过2000个，面积超1600万平米；建成保税维修项目累计已达130个。

10月13日，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进出口总值4.3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2.8%。其中，出口2.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3%；进口1.9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2.6%。其中，前三季度，跨境电商进出口增长20.1%，市场采购出口增长37.7%。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在论坛上表示，中国外贸在疫情之下超预期增长，除了得益于较早控制住疫情，供给能力率先恢复外，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迅猛发展，无疑是重要的推动力量，特别是跨境电商、海外仓和市场采购贸易等新业态。

王一鸣认为，外贸新业态新模式体现了新科技革命下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已经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新生力量。其中，跨境电商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海外消费者与国内供应链的深度对接，使得国内商品更好匹配全球消费需求；海外仓模式则一般是传统一般贸易与跨境电商的结合，提升终端配送服务效率，增强了我国外贸出口的既定优势；而市场采购开辟了出口的新渠道，吸纳大量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广泛参与。

任鸿斌表示，面对新的国际经贸格局，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充分发挥信息化水平高、联动速度快、资源配置能力强的优势，使一大批不会做、做不起、不能做的小微主体成为新型的贸易经营者，扩大了外贸主体范围和商品的广度，为外贸创新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打开了新的空间，有效提升了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从短期看，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要素成本上涨，以及集装箱与货运船仓短缺导致的物流成本上升等因素，我国外贸出口已经显现出减速态势，加快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培育，有利于应对当前面临的各种挑战。”王一鸣说。

王一鸣建议，应积极探索实施促进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税收征管和服务措施，引导社会资本、金融机构、征信机构齐来为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提供便利服务。微观层面上，一方面，引导大型企业借助规模优势，利用数字智能技术完善跨境电商业务发展，积极投身海外仓建设；另一方面，鼓励中小企业参与市场采购等新业态新模式，参与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的专业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

专家建议：需加快制定标准

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基本形态正在形成和发展中，在快速发展进程中也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

王一鸣表示，首先是外贸新模式的范围和边界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数字贸易与跨境电商存在不少相同之处，如何建立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的规定，如何利用跨境电商和数字贸易形成互为补充、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都需要进一步梳理和提出解决方案。此外，跨境电商这一新模式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未进入规范化发展的轨道，尚未形成完善的监管模式和规则，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创新。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会副理事长许宪春认为，物流成本正在制约跨境电商的发展，目前海外仓业务下的国际物流成本高、时效低，对于不少国内的中小企业来说，由于资本不够雄厚、对成本敏感等原因，发展海外仓业务仍存在一定制约。另一方面，目前对跨境电商的监管存在不足，消费者个人数据被泄露、滥用等状况仍未根治，且电商数据量大且较难分类，容易遭受黑客攻击。

许宪春建议，针对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应出台跨境电商行业安全标准，加强国际交流，共同构建数据安全合作机制。应该充分发挥中国互联网协会的作用，探索跨境数据流动行业标准税改对跨境电商的影响，营造良好网络环境以保护个人数据安全，同时，积极与主要贸易国家交流跨境数据安全监管方案，积极参与相关国际规则的探讨与制定。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也提到，中国应该在外贸新业态的发展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特别是在数字货币、数字贸易等方面。过去的全球贸易规则没有覆盖外贸新业态新模式，而中国在这些方面已经有一些先行的经验，有能力作出“中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