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情况

（一）调解中心名称：

中国贸促会宁波调解中心

（二）案件来源：

当事人自行申请

（三）纠纷类型：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履行纠纷

（四）申请人/被申请人信息：

• 申请人：匈牙利公司

• 被申请人：宁波公司

（五）调解员：张雨田

匈牙利公司在2022年8月份向宁波公司购买一批焊锡丝，采用的交易方式为FOB，双方约定付款方式为T/T 40%定金，60%余款在发货前付清。匈牙利公司按照约定于10月中旬付讫，但宁波公司先后因北仑疫情管控、与卖方指定货代就相关费用拉锯协商以及卖方的“不实”差评而至11月底仍未发货。匈牙利公司要求宁波公司立即安排发货，严格履行合同，并决绝就评论的事情作出妥协、退让。

匈牙利公司因为向本国客户交货延迟而面临违约责任，宁波公司已备货完毕，且因匈牙利公司差评的事情而担心公司商誉受损。双方已无法平和沟通、听取对方意见，一个多月以来一直僵持不下。

调解员受理案件后，一直通过邮件与匈牙利公司保持及时、密切沟通。据匈牙利公司所述，其与中国企业从事贸易已逾三年，这是首次与该宁波公司合作，之前双方都是按照约定的时间节点正常执行一应程序，但是宁波公司在收到尾款、货代提供给他们所需的全部信息后，一直编造虚假理由搪塞，迟迟不安排发运。

通过匈牙利公司提供的宁波公司信息，调解员迅速与宁波公司取得联系。凑巧的是，该宁波公司曾为宁波调解中心受理的另一起调解案件的当事人，当时双方当事人也是通过宁波调解中心的居中调解顺利解决纠纷。所以，宁波公司对宁波调解中心业务能力和处事态度较为信任，愿意将此案由宁波调解中心居中协调、处理。同时，宁波公司也向宁波调解中心解释了至今未发货的原因和难处：

在FOB条款下，宁波公司本已顺利完成货物的生产并及时通知客户，然而在匈牙利公司指定货代第一次安排货运的时候，北仑疫情爆发，所以彼时未能顺利发货。疫情结束后，匈牙利公司的货代再次联系宁波公司安排出运，双方因一项费用的承担而协商了一段时间，后经匈牙利公司介入，三方就该笔费用达成一致处理意见。宁波公司在匈牙利公司同意后发送了BOOKING 给货代，并且在收到货代的进仓通知书后准备进行发货。但是在此期间，宁波公司发现匈牙利公司在www.supplierblacklist.com上公开发布不实言论，宁波公司多次强烈要求匈牙利公司删除这一恶意诽谤，但是对方认为这是宁波公司的无礼威胁。现在双方就此事的处理没有任何进展。宁波公司要求，匈牙利公司在发货期间不再发布任何诽谤言论，并且删除目前已经发布的不实评论，在删除后一周内，宁波公司将再次对接货代更新船期、安排出运。

在大致了解、还原本案的前因后果后，调解员登陆网站查找到匈牙利公司的评论，评论的主要内容为：宁波公司在收到全款后，已过一个月仍拒绝与货代联系、安排订舱、发货事宜，他们别无他法将寻求当地的法律援助。尽管宁波公司在该评论下进行了回复，也通过邮件说明原委，但是匈牙利公司对宁波公司的信任已消耗殆尽，拒绝接受宁波公司的任何说辞、也不再回复宁波公司的邮件。调解员认为，打破僵局的关键在于匈牙利公司对于所发表的评论的处置态度。在先前处理的调解案件中，宁波调解中心对宁波公司的履行能力和商业信誉有过一定了解，结合目前所掌握的具体情况，调解员给匈牙利公司发了一封正式信函：北仑疫情和与货代的费用协商确为真实发生，通过我们对宁波公司的调查和了解得知，该公司虽然规模不大，但是近年营收良好、无诉讼记录，宁波公司已经完成备货，其提供的视频、照片以及与货代的往来邮件可以佐证，所以宁波公司恶意拖延履行或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可能性较小；匈牙利公司对这批货物需求迫切，其在www.supplierblacklist.com上的评论与事实有一定出入，尤其是关于北仑疫情和与货代的多轮协调都有相关材料为证，希望匈牙利公司综合考虑维权成本和潜在损失，重新审慎处置评论，消除误解，以便宁波公司可以尽快再次安排出运。

在此过程中，匈牙利公司的态度一直比较强硬、固执，要求宁波公司立即发货并拒绝就评论一事进行让步，认为这是宁波公司的“敲诈”，并声称要在中国聘请律师起诉宁波公司。调解员一边耐心为匈牙利公司梳理利弊、明晰形势，一边要求宁波公司明确告知调解员，在匈牙利公司删评后最快能在多长时间内安排订舱、出运。

在获得宁波公司较为明确、肯定的发运安排后，调解员向匈牙利公司传递了之前与宁波公司、货代之间沟通的信息，同时提醒匈牙利公司对总货值（3万多美金）、诉讼和律师费用、可能产生的匈牙利国内违约成本这三者进行斟酌，在己方并非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情况下，以相对最小的成本争取到最大的利益。在发给匈牙利公司的邮件中，调解员同时附上了译成英文的、宁波公司与指定货代间先前的往来邮件截图以补强说服力。

匈牙利公司经考虑，因原评论无法删除，两天后，匈牙利公司在原评论下进行了补充评论，同时要求调解员督促宁波公司当天就要将货物交给其货代。宁波公司接受了此种处理方式，并在同日即与货代就一些单证信息、订舱事宜进行了联络，同时通过邮件希望匈牙利公司尽快确认详细的CNEE、唛头等信息，以安排上最近的一班船期。

然后，匈牙利公司却认为宁波公司要求其第二次确认、核对相关信息的行为是其再次拖延发货的手段（第一次信息确认为北仑疫情发生前）,并要求必须安排本周的船。可以看出，匈牙利公司对宁波公司并无任何信任可言，乃至置常规的外贸程序于不顾。调解员认为，相较于宁波公司，匈牙利公司肯定更为相信其货代的话，所以调解员又与货代取得联系，询问清楚关于船期等相关事宜。随后，调解员将从货代处了解的信息告知匈牙利公司，由于船期为每周一班，二截六开，一应流程顺利的话，可以赶上最近的一趟—12月24日的船。调解员在邮件中亦随附上与货代的相关往来记录为证。匈牙利公司最终对此表示接受。

接下来事情进展得比较顺畅。调解员建议宁波公司在发货后，正式发函将此事的来龙去脉向匈牙利公司进行解释，一方面展示诚意，尽量维系住此客户；另一方面也是对匈牙利公司的安抚，避免其在事后态度反复。

最终，货物于12月24日平安夜顺利出运，匈牙利公司与宁波公司的买卖合同履行纠纷圆满调解解决。

在匈牙利公司与宁波公司的这起纠纷中，其实并未涉及到复杂的法律问题，本案可以说既简单又复杂：简单之处在于双方当事人都没有违约的故意，误解消除即可推动案件的发展、解决，而复杂之处则在于双方都认为拿捏了各自的“要害”而各持己见，不愿先主动走出第一步。本案中，重要的不仅是分清“对”与“错”，更是为当事人理清在具体情形下的“利”与“弊”，而当相对被动的一方可以判断出并认可何种方式为“利大于弊”时，那么对于事情的推动解决则有了“突破口”。本案的当事人愿意选择调解，表明他们在本案中是给予了调解员一定的信任额度，调解员为了解决问题而构建“突破口”，既不能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也不能单靠讲道理、谈感情来想着“感化”对方，而是要让双方都看到各自想要的利益，并努力促成这一利益平衡点，也许就事半功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