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文

来源｜深响

这几个月，社交媒体上流传着不少“偶遇大佬”的照片。

上个月月底，你可以在上海偶遇马斯克。再早些时候，你还能在北京偶遇苹果CEO库克。这些商界明星的现身，直接让各种合照刷屏社交媒体。

库克在Apple王府井零售店和顾客、团队成员见面

图源：库克微博

除了马斯克和库克，近期来访中国的还有英特尔CEO基辛格、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星巴克CEO纳思瀚等等。真要认真列起来，名单还可以拉得更长。

对于海外商界重要人物的来访，人们津津乐道于他们去了哪里、跟谁谈话。如此高的全民关注度，其实不太寻常。

按道理，商人来华投资交流是很正常的事情。“不寻常”反映的是：即使再钝感的人，也都感觉到了“全球化”水温的变化。全球化宏观局势，成了个人和企业都在关心的话题。而大家如此关注海外商界人物的一举一动，是因为关注他们，也是在新的趋势中关心自己。

“开放”中的两条主线

“全球化”是近四十余年的经济核心叙事，中国是浪潮中的重要角色，你我都是亲历者。

1978年改革开放，珠三角地区靠“三来一补”吸引外商，制造业基地有了雏形。2001年，中国“入世”掀起外商投资新热潮，中国的进出口总额高速增长。据海关统计，“入世”20年，我国进出口总值年均增长12.2%。

一个开放的中国，让企业和个体都获得发展。于世界各国，中国是快速增长的巨大市场，又是高效的“世界工厂”，这是“双赢”，但历史从来不是线性发展的，近年“全球化”逆风频频。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企业的市场分工被认为就是在“微笑曲线”的底部。诚然，在那个劳动力富余，资本和研发优势尚未形成的年代，“世界工厂”是相对理想的定位，但这并不是我们的宿命。

今天的中国企业试图向“微笑曲线”的两端跃迁，产业升级、中国“智”造成为新的关键词。这引发了部分人的担忧，全球化的不确定性因此而生。

然而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理论也早已解释过全球化的意义（“劳动分工是人类互通有无相互交换的天然倾向的必然结果”、“市场的规模决定劳动分工的程度”）。

面对逆风，我们专注于“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关于前者，海外企业家的到来是最直观的体现。关于后者，中国企业是重要角色。

今天我们谈论“走出去”，谈的不仅仅是“把产品卖到国外”，而是挑战一个更大的新模式。难点在于：怎么完成模式的跨越？怎么带动企业及其上下游的产业整体发展？产业中的每个人，如何找到自己新的位置？

难而正确的“走出去”

无论是为了增长，还是为了优化产能结构、处理关税问题，当下中国企业“走出去”都需要新的路径。

这是因为，第一，今天的中国企业有能力做主动输出。德勤的《中国企业全球化新纪元系列白皮书》提到，“今天当中国具备了资本、研发、制造、供应链管理等比较优势后，中国才有条件带动全球化的新发展。”

第二，海外市场是重要的增量。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介绍过一组数据：中国工业产出占全球比例约30%，而国内市场仅可消纳约20%。中国制造业必须从输出产品转为输出工业能力。

第三，“走出去”也是必要举措。经济学家周其仁近期提到，中国企业应对当下局面的方式之一，是到海外布局工厂 ，“从中国供全球”变为“区域供区域”。

但这谈何容易？一个制造业公司要把自己的工业能力放在海外，需要面对的挑战太多了。国与国的关系、文化差异、税收、汇率都令人千头万绪。光是“人”的问题，就足以让企业焦头烂额。

如果你也看过纪录片《美国工厂》，想必会对美国工人和中国工人迥异的态度印象深刻——前者不理解为什么要有“列队报数”这种管理方式，后者则习惯于严格管理，勤劳付出。

与此同时，“走出去”对于公司本身也有极高的要求。公司需要有完善的供应链，要在关键技术上有掌控力。这很难，可这就是时代给中国企业出的题，而且是一道“必答题”。

穿越海平线的TCL

新的“大航海”时代到来了。“走出去”对应着全新的探索。一批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正在不懈努力，试图为后来者留下宝贵的“航海图”。

能够“走出去”的企业，是“中国名片”，称得上“大国品牌”。从CCTV《大国品牌》的系列品牌纪录片，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企业如何乘风破浪。

在这个系列中，《穿越海平线》呈现了TCL20余年的全球化经验，遍布全球的产业布局。TCL的经验和教训，都是值得观察的样本。

1999年，TCL收购了香港陆氏集团在越南投资的彩电工厂，迈出TCL全球化第一步。

出海风浪大，TCL很快就“呛了水”。当时的越南，当地消费者更熟悉索尼、三星等日韩品牌，对TCL毫无认知，TCL开局艰难。通过深入国际品牌不愿去的边远市场，经历18个月的亏损，TCL最终才站稳脚跟，两年后跃居越南彩电市场第二。

1999年，TCL进军越南市场，成立第一个海外分公司

第一场仗磨砺了TCL。中国入世后，TCL“走出去”的信念愈发强烈。李东生当时的态度是——“除非你只是愿意成为国际化企业的配角，成为国际化产业链的一个环节。这不是我的目标，我希望把TCL品牌做到全世界。”

在不断“走出去”的过程中，TCL驶入“全球化经营”的深水区——把产业链放在当地，在当地建工厂，做产品设计、制造、销售、服务。目前，TCL在波兰、墨西哥等地均有全球智能制造工厂，TCL华星海外工厂投产、TCL中环全球布局提速，共同推动TCL进一步全球化。

TCL的全球工厂布局

TCL的全球化经营带来了许多增益。2019年，TCL重启墨西哥MASA工厂，从无到有建起一个年产百万大屏彩电的工厂。这么做的意义是，从墨西哥工厂生产下线的产品可以零关税进入美国市场，公司也能降低物流成本。

2019年，TCL电视第一季度在北美市场的销量超越三星成为第一。此后，TCL持续加大在墨西哥的投入，提升整机产能。一系列投入颇费周折，但TCL因此在全球化逆风中保住并扩大了市场，为未来打下基础。

最近一两年，TCL华星在印度建厂投产、TCL中环在中东建设制造基地，则是中国制造走出新路径的范例。两者共同实现了TCL从输出产品到输出工业能力的升级，这意味着公司从“微笑曲线”的底部向上攀升。

当企业有全球产业链，出口就可以被放大，在海外建工厂，不仅能促进海外的销售增长，还带动了大量装备出口。李东生算过一笔账，海外当地制造、当地销售的模式，销售100美元大概能带动60美元的国内核心器件和材料的出口。虽然不像制成品出口一样100美元都出自国内，但能有效规避各种壁垒。

这样一来，制造业的整体蛋糕将得到扩大，从出口成品到出口核心元件的模式，也将带动国内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高科技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

成果当然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单单在技术这一块，TCL就经历了艰苦的探索，巨大的投入，甚至有过“至暗时刻”。

2009年，李东生决定投建TCL华星。这个决定的背景是，TCL刚经历完最艰难的时候，为了填补收购汤姆逊彩电的窟窿整整花了三年，而现在又要发起冒险，光是投资金额就超过200亿，公司内外都有反对声。

面板是高科技、重资产、长周期的产业。TCL想向上游延伸，挑战极大，为此，李东生“两三个月睡不好觉”，但他仍然坚持投建。

李东生的决心是感性也是理性的，当时的彩电市场经历了从显像管（CRT）向液晶（LCD）技术的转型，而中国彩电“缺芯少屏”的状况令李东生心有不甘。在他看来，“不掌握上游，永远要仰人鼻息”。同时，在研究日韩的行业发展，结合中国的比较优势后，李东生也敏锐地认识到，TCL掌握面板核心技术是有可能的。

此后便是艰苦的投入过程，TCL华星从LCD技术突破，一路向OLED、Mini LED、Micro-LED等新技术发起攻坚。这让TCL得以在上游面板掌握话语权，能够从To C市场拓展至To B市场，从一家电子产品制造商，升级为有核心技术的高科技企业。

而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全球化是相互支撑的。例如在2014年，TCL为了在美国市场站稳脚跟，以较低价格接受了沃尔玛“黑色星期五”电视促销的一比大订单，但最后反而多赚了。

这背后的逻辑是，依托上游技术和液晶面板制造能力，TCL电视在当年年初提前按低于市场价的水平向TCL华星预订了一批面板，但时间到了当年年底 “黑五”期间，国际面板市场价下跌明显，反而低于年初预订的价格，而靠着年初和沃尔玛谈好的订单，不仅TCL电视在美国打开了销路，TCL华星也成功抵御了一次行业价格波动。这充分验证了科技创新也对企业全球化竞争力有着巨大价值。

据公开资料显示，TCL累计申请PCT国际专利数量近10万件，在蓝色量子点电致发光等领域已进入“无人区”。

TCL华星全球首款65" 8K柔性印刷折叠OLED TV

突破面板技术的同时，凭借TCL华星在精密制造方面的基础，TCL还有了从半导体显示向新能源光伏等泛半导体领域横向拓展的底气，公司因此有能力继续向价值链的高处、向更多技术高地发起进军。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从早期做加工贸易，建立越南分公司和工厂，到国际并购，再到在全球各地建立产业链和供应链，建立品牌销售渠道和服务体系和研发体系，TCL已经在海上航行了数十年，从“浅海”驶向“深海”，驶向少有人进入的海域。

TCL是中国制造业想象力的缩影。它用实践验证了“走出去”的意义和可行性。“我们驾驶的是船，更是海”，是对TCL的主动性和勇气最生动的总结。

“走出去”当然难，但绝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面向未来，中国制造的船队和船长们将担负着他们的使命，用昂扬的姿态，开启全球化的全新图景。